战火中的外交（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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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永龙 1971年进入外交部，先后在中国驻达卡总领馆、驻英国、乌干达大使馆、外交部办公厅信使队、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团工作；曾任外交部政研室副主任，驻美国使馆公使衔参赞、研究室主任，驻约旦、以色列大使以及外交学会副会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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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年底，《环球》杂志刊登了我国7名驻外大使的有关情况，称他们为“共和国外交行者”。我很有幸也成为了这7名大使之一。此前，新华社驻耶路撒冷分社刘立伟社长称：奉总部之命希望采访我，我婉拒了，请他们采访其他大使或同事。
没有想到其后不久，新年前我邀请分社的同志到官邸做客，在闲聊中被几位年轻人看似不经意的提问中，道出了我近40年的外交生涯中竟然经历了四次战争和一次军事政变：印巴战争、乌坦战争、布基纳法索（时称上沃尔特）政变、美伊（拉克）战争和当年的以色列与黎巴嫩真主党民兵之间的战争。其中，只有乌坦战争我经历的少一些，其余我都经历了全过程。
记得当时我对他们调侃过这样一句话：“也不知道是我伴随战争，还是战争有意与我过不去，总尾随着我。”我必须说：常驻国外的外交官人人都热爱和平，都愿意在和平环境中工作，我也不例外。但为了祖国的外交事业，外交官们不仅要长期远离妻儿、父母，文装解放军还要时刻准备亲自体验真正的战争硝烟，也要当战士，既要当指挥官。
前几次的战争经历需要时间慢慢回忆，最近的以色列国防军与黎巴嫩真主党民兵的战争还历历在目。
一边上阵一边动员
2006年7月12日，黎巴嫩真主党民兵绑架了3名以色列士兵。当晚，原本已承诺参加法国国庆招待会的以色列总统和外长最终均未露面。
实际上，以色列正在举行战时内阁会议，并做出了武力救回被绑架士兵的决定，以预备役部队将跨越国界，消灭真主党民兵有生力量，有效摧毁其军事攻击设施。
面对节节升级的战争形势，我立即召开了党委扩大会议，研究决定：使馆立即启动应急机制，压倒一切的中心任务是确保我在以人员的生命安全。与此同时，我本人也立即请示北京，要求推迟回国述职休假，并向即将召开的全国外事工作会议请假。
然而，这时对我来说最重要也十分困难的一件事，是对这场突发战争作出相对准确的判断和预测，对要不要撤离部分馆员作出安排，要让全体馆员心中有数。
2002年，美伊（拉克）战争打响后，使馆全体女同志都撤到了以色列南部城市埃拉特。两天来，我也听到个别同志在议论此事。
7月16日，我接到时任亚非司司长翟隽的电话，他代表李肇星外长和戴秉国书记及部党委向在战争情况下坚守岗位的我全体馆员表示慰问，希望多多注意安全。我代表全体馆员感谢部领导的关怀，保证坚决不辱使命。
随后，我向全馆作了一次动员，传达了祖国的关怀和亲人的问候，并对战争做了一个初步分析，提出四点看法：
首先，这是一场特殊的战争，与以往的中东战争不同，这次交战双方一方是主权国家，握有强大的战争机器，另一方是民兵组织或极端组织，黎巴嫩政府对其毫无约束力，国家有限的军事力量也难与之抗衡。这场战争没有前线，没有固定阵地，可谓现代版的游击战。真主党藏兵于民，以色列军队很难与之直接交火，仗很难打，如深入则将造成大量平民伤亡，恶化为人道主义危机，对本就在地区处于孤立地位的以色列很不利。
其次，即使用传统的战争概念来分析，这场战争性质也十分复杂，很难区分正义与公理。战争的挑起方是真主党民兵，而不是黎政府，以国防军越境反击虽也师出有名，但不得不考虑黎政府的处境，难以放开手脚。与此同时，真主党与哈马斯一样，虽被西方国家认定为“恐怖组织”，若以疯狂报复，难免造成人道主义危机，又使真主党得到黎民众的同情和支持，今后的仗更难打。
第三，最终仍是实力说话，以色列不收兵，仗不会停；美国不说话，国际斡旋不会产生效果。
第四，种种迹象表明，北部的叙利亚似不会卷入战争，南部的哈马斯自开战以来不但一直未有任何挑战或者刺激以色列的行动，甚至比平时还要安静。因此，战争仍控制在一定范围内。
基于上述分析，这次战争将是局部的，算不上与以往平行的又一次中东战争。
我把对形势的分析和判断与全馆同志共同分享，同时做出了全体馆员留在岗位上共同战斗的决定，得到了全馆同志一致支持，甚至即将离任的同志也坚决请求留在使馆，推迟回国，与大家并肩战斗。我随后召开了办公会，做出了明确而具体的分工，有对外联系和跟踪形势的，有做后勤供应和战时储备的，并实行了轮班制度、检查制度和汇报制度等，全馆上下各司其职，团结一致，战胜了一个又一个难关，取得了一场又一场战役的胜利。
安全转移我国在以公民
我在全馆动员会上强调了保护中国在以公民的生命安全是压倒一切的中心任务后，领事部、商务处、教育处等主要相关单位即刻分头行动。两天内与我馆所掌握的包括华人、华侨、专家和留学生在内的全部在以的中国人取得了联系并作了妥善安排。甚至对一些身处交战区的以色列友人，我也打电话表示了关心，询问他们需不需要帮助，对方十分感动。
然而，我们有所不知的是：我大连国际金属道具公司13名在以培训人员此刻正受困于炮火交织区内，他们两周前来以未通报使馆，由以色列ISSAC公司负责培训，地点就在靠近黎巴嫩的以北部边境10公里处的一个夏令营内。战争打响后，以方把他们转移到卡迈尔山区的某个地方，有关人员都离开了。而ISSAC公司的负责人此时正在中国。
很快，真主党民兵的炮火也覆盖到了卡迈尔山区，他们能看到喀秋莎火箭落在离他们五六百米以外的地方，有的甚至更近。他们找不到ISSAC公司的以色列人，又无手段与使馆联系，焦急时有人发现身上有一张我馆科技参赞冯暄的名片，抱着一试的希望上网发了信息。真是无巧不成书，冯暄参赞此刻正在网上，发现这一信息后立即向我报告。我即请冯暄参赞以中国大使馆的名义与以有关方面联系ISSAC公司，并要求他们在第一时间内把我大连公司的专家们转移到特拉维夫，安排最早航班回国。
几经周折，专家们于次日中午抵达特拉维夫，我即刻去Dan Panarama旅馆看望他们，向他们表示了祖国和大使馆的慰问和关心。当了解到他们吃饭问题还未解决，便让使馆作了安排。
傍晚，我又与中央电视台新闻记者梁玉珍同志一同去旅馆，摄下了他们安全无恙的镜头，好让他们各自国内的亲人们放心。专家们激动地感谢党中央以人为本的政策和使馆的真情。次日，他们登上了飞回祖国的飞机。
三位大使联手撤离馆员和侨民
黎以战争的实时画面
正如我在前面所提及的，这是一场军力不对称的现代版游击战。以军无法找到真主党民兵并与之交战，但以军侦察手段高超，他们加紧向贝鲁特真主党总部所在地及真主党人活动的地点和使用的火箭发射装置及其它设施进行狂轰滥炸，同时封锁机场和主要交通要道。一时间，黎巴嫩境内烟云四起，全国已无任何安全之处可言。
7月17日凌晨3时45分，使馆办公室主任季刚接到国内电话，要求我馆与以方联系，协助我驻黎使馆36名馆员和家属撤往叙利亚。我让季刚同时叫醒了几位同志，自己即起床驱车前往使馆。
一开始，以方称有困难，将尽量保证在某个时间内不对相关地域空袭，但不能完全保障我撤离人员的安全。我即向图及后来联系上的以外交部负责东北亚事务的副总司长安达毅大使反复强调，战火是以方打到黎巴嫩境内的，以方有责任有能力保护中国撤离人员的安全。
最后，双方几经协商，取得以下共识：我在撤离大巴顶端置放中国五星红旗和联合国国旗等明显识别标志；向以方通报撤离时间；按以方规定路线进行撤离；以方承诺提供安全保障。凌晨6时，我打通了（我驻黎巴嫩）刘向华大使的电话，转告她我与以方交涉的上述结果。就在我们通话的当时，刘向华大使告诉我，她听到了飞机在使馆上空盘旋的声音，并进一步说，生平第一次看到了阿帕奇直升机。不用说，我们俩都意识到以军方已开始采取措施和行动。
到上午10时半，当我再次与刘大使通电话时，她高兴地告诉我，36人已安全进入叙利亚境内，周秀华大使亲自派人抵边境接应。
至此，我们三位大使第一次联合导演了一场馆员在战火中的撤离行动。
在其后的日子里，我们又如法炮制了几次这样的撤离行动。
-未完待续-
图文转自 |《共和国外交往事》（2012年12月出版）
作者 | 陈永龙
编辑 | 外交官说事儿 青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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